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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艇168开奖,幸运168飞艇官网,大发彩票,彩票平台推荐,双色球预测软件,双色球预测软件,500彩票,彩票平台推荐根据春茶交易特点,名山公安在城区依托茶都警务室,开展茶市常态巡逻巡防,加强茶市周边摩托车、电动三轮车等乱停乱放秩序整治,提醒群众安全文明出行。乡村各派出所每日安排警力进茶市开展巡逻巡防,提醒群众保管好随身贵重物品。在各景区、社区和人口集中区广泛张贴“警务公示牌”,并在民宿、旅店等登记服务处放置民警联系卡,以身边警务提供身边服务。在村委会、茶叶交易市场、大型茶企等人口密集地设置流动人口申报点、服务点和宣传点,方便流动人员信息采集,协助办理居住证等证照。
BB“机器狗儿进茶园,就像姥姥进观园;美景如画醉心田,各位老乡听我言;开车不要把酒端,平安才能把家还;转账交易看清楚,骗了茶钱人心寒……”近日,一只警用机器狗背着普法宣传单,在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的茶园和茶市里一边走一边喊话。天上,无人机也在同步开展空中巡逻,反诈宣传,安全提醒等工作。新颖且科技感满满的宣传方式,吸引了不少茶农、茶商、游客的注意,大家除了认真聆听播放的内容,主动拿取宣传资料外,还纷纷掏出手机拍照、录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了反诈技巧和法律知识。
“恭喜老乡些,茶园又丰收咯,那些让你退款退税,凡是喊你先交钱嘞,全是扯谎嘞,不要相信;不管遇到啥子矛盾不要动手,和气才能生财,实在不行还有警察蜀黍帮你得嘛。”在红星镇金鼓村大地指纹茶园里,无人机在空中一边巡逻一边向茶农们喊话。雅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务航空大队以“智慧警务”为抓手,利用警用无人机“空中广播”、“高空巡查”全覆盖、无死角、速度快的特点,对茶园及周边区域进行实时巡逻,助力全时空全方位织牢茶叶采摘季的“安全防护网”。
BB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王影是个执着的人,他把松峰山当成了自己的家,把那里的百姓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从1988年武警部队转业,分配到松峰山脚下的平山派出所以来,无论是内勤、外勤,无论是民警、副所长还是所长,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一干就是一辈子!他将自己的全部青春、年华、热血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大山深处的百姓,换来了那里的安宁、祥和、正义和平安。
转眼间,我继承父辈遗志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已有十年了。父亲扎根基层,始终把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才换来百姓对他的爱戴,“百姓的事不隔夜,百姓与你不隔心”是他对我的殷殷教导。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我的肩上,有父亲视若珍宝的事业和理想;我的背后,有父亲愿为之付出生命的人民和责任。跟随着父亲的足迹,3年前我来到了“百姓之家”东莱街派出所。我更深刻地认识到基层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基层是建功立业的大舞台,只有在一线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
你知道吗?师傅,这几年,咱们看守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增加了年轻民警,为监管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民辅警的工作、生活、学习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你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精打细算的工作态度深深烙印在大家的心中。你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壮举,但你所做的一件件小事,充分体现了你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老黄牛精神,你把初心铭刻在头顶的警徽里,把生命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你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忠诚履职、坚守岗位,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协同共治从“单打独斗”到“全链条监管”检察建议不是“一发了之”,而是协同治理的起点。收到检察建议后,县农业农村局积极履职,联合县公安局等五部门印发《秭归县农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明确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各职能部门协同综合监管的管理体系,从农用无人机销售、培训、使用及事故应急响应和处置等方面明确了各单位责任,将无人机“从买到用”纳入法治轨道。同时,督促电力部门在重点线处,清理废旧线公里,并推动建设标准化起降平台,从源头降低碰撞风险。
BB春满三峡,橙香四溢。当科技之翼与法治之光相遇,乡村振兴的画卷便有了更生动的笔触。3月25日,央视新闻镜头记录下湖北秭归脐橙园的春日盛景:轨道“小火车”在田间穿梭往返,无人机编队此起彼伏地起降作业,“陆空联运”的现代化物流网络正载着金灿灿的果实翻越重峦叠嶂,这幅充满科技韵味的“智慧春耕图”背后,是法治与创新碰撞出的乡村振兴火花。
清明期间,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以“四不两直”方式深入基层一线检查督导清明安保工作,全面压紧压实各项安保措施。各地公安机关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坚持显性用警,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上街面,对繁华商业区、车站以及墓区等重点部位加强警力配置,“情指行”一体化高效运行,严格落实“1、3、5分钟”快反机制,提高见警率、管事率和控制力、震慑力。全市开放大型公共墓区28个,祭扫人流4.786万人次,共投入安保警力390余人次,全市祭扫平安有序。
本着“法治化筑基、标准化塑形、实战化赋能”的建设思路,市级层面编制《昆明市县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工作指引(试行)》,为县域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指明方向、奠定基调。工作指引依据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路线图”,突出登记受理、分析研判、法律评析、先行调解、裁决诉讼、指挥调度“六个环节”职责任务,县区参照职责任务合理设置功能区、建立工作机制,实现县级综治中心规范有序运行,并带动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综治中心同步建设、同步推进、同步建成,最终形成全要素覆盖、全流程贯通、全层级协同的高效运转平台。
根据上级有关决策部署,昆明市结合本地实际对目标任务进行细化分解,以“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为抓手,制定出台了《任务清单》(第一批),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清单结合“四中心”融合、“2+3(1)+N”实体化运行机制工作基础,聚焦机构名称标准化、职能定位精准化、试点经验可复制化、队伍能力专业化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起“市级统筹抓总—县区主战攻坚—乡镇强基筑垒—村社织网固本”的四级联动格局,明确了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将“大而全”的建设目标转化为“小而精”的任务颗粒,分批次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
昆明市坚持实施“小切口、深耕耘”工作理念,精选西山、富民等6个县区作为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试验田,通过“解剖麻雀式调研”构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政法委建立“全周期跟踪督导”机制,直接深入试点点位开展穿透式调研,既当“质检员”严把建设标准关,更当“培训师”现场淬火练精兵,逐个帮助县区找准症结、修正轨道,在全盘调研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下沉到晋宁区开展‘靶向施策’现场教学,通过手绘可视化导图、结构化推演业务流程,生动阐释符合昆明工作实际的综治中心平台搭建和闭环处置“路线图”,进一步指导县区开阔建设思路,力求实现从“试点”到“支点”的转化升级。
综治中心既是一个工作平台,更是一个协调机制,昆明市突破传统“物理叠加”模式,在场地建设中深度植入功能整合内核,通过存量改造优先、资源集约利用的经济务实策略,对现有场所实施优化升级,同步推进资源整合、机制重构与效能升级,建成区域划分合理、工作衔接顺畅、功能发挥显著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做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确保群众的每项诉求都能依法处置、精准分流、高效办结。目前,全市建成县级综治中心18个、乡级139个、村级1711个,综治中心平台搭建已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全域覆盖的“矛盾化解服务矩阵”。
开启“点单式”普法模式,结合全市正在开展的“培树文明向上新风,崇尚健康幸福生活”宣传教育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法治风尚。市院、琼结县院利用3·15宣传日开展“法治赶集”;乃东区院干警化身“法治主播”,通过以案释法提升群众参与度;加查县院将公益诉讼宣传融入义务植树活动,实现生态保护与法治教育“双促进”;浪卡子县院前往6个村(社区)开展“知法明理促和谐,崇德尚法兴乡村”活动;措美县院通过“公益诉讼出摊”活动,在县城主干道设置法律咨询点,现场解答群众疑问30余人次。
西藏山南检察机关以“四学联动”机制深化理论武装,一体学思践悟习法治思想和习文化思想,系统学习最高检党组关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学习最高检、自治区检察院2025年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要点。“碰撞式”研讨促提升,琼结县院以“检心向党阳光助治”为主题,确立“公益诉讼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突破点;曲松县院创新“三强化三提升”模式,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扎囊县院以“学习研判多元宣传”推动党建与业务“双轮驱动”。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开展专题研讨13场,形成高质效办案共识,为检察公益诉讼注入思想动能。
BB为深入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运行工作的指导意见》,3月20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人民法院联合综治中心召开案件研讨会,旨在进一步优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高效处理各类民生案件。集贤县人民法院集贤法庭庭长王佳丽、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陈晶、退休法官调解室调解员曹红霞,以及县政法委综治中心主任宋鸽、县妇联主席张頔和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共同研讨一起复杂的离婚纠纷案件。
在调解过程中,集贤县人民法院联合综治中心召开的案件研讨会发挥了关键作用。与会人员围绕案件难点展开深入讨论,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共同制定调解方案。诉讼服务中心负责人陈晶、退休法官调解室调解员曹红霞,以及县政法委综治中心主任宋鸽、县妇联主席张頔等,纷纷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为调解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就婚姻关系解除、子女抚养等问题签订调解协议,这起离婚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为打破这一困境,调解员邀请集贤法庭庭长王佳丽法官全程参与指导调解。王法官借助“龙法和”云法庭,开展线上视频调解。在调解过程中,王法官凭借专业的法律知识,就子女抚养权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详细阐释,引导双方理性看待纠纷,充分尊重子女意愿,最大程度降低对孩子的情感伤害。同时,王法官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建议为孩子营造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促使双方当事人重新思考子女抚养问题。在王法官的耐心引导下,双方逐渐打开心扉,理性沟通。
此次离婚纠纷的成功化解,是集贤县人民法院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领域的一次成功实践。在调解离婚纠纷时,联动人民调解等多方力量,充分发挥法院的专业指导职能,形成强大的调解合力。人民调解员凭借属地优势,开展家事调查、情感疏导,梳理矛盾焦点,完成纠纷化解的“前端分流”与“情感破冰”;法官则在法律层面提供专业支持,对调解工作进行规范指导,确保调解合法、公正。通过“法院法官+综治中心调解员+妇联专家”的模式,针对家事纠纷等民生案件召开案情研讨会,从多元视角制定调解方案,建立“人民调解先行介入、法院专业兜底”的协作机制,实现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最优解”。未来,集贤县人民法院将继续深化与各方的协作,不断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司法力量。
清明假期,天津公安机关不断健全完善“专业+机制+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依托大型活动安保新型指挥控制体系,科学调整警力部署,严格落实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等“四项机制”和“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强化全市祭扫活动集中区域和景区景点、大型商场超市、网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巡逻守护,进一步提升街面见警率、管事率。期间,市公安局主要负责统筹指挥安保工作,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兵把口、一线指挥,广大民警辅警坚守岗位,各大旅游景区景点秩序井然,为人民群众祭扫、踏青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综治中心以服务得到认可、答复结果满意为目标,实现对来访群众写的清、接得住、回的明、答的准的硬性要求。针对群众关心的耕地、教育、物业、供热等热点问题及时跟进,深入村屯社区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协调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解决潜在的矛盾问题,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同时,通过村屯大集有利契机,把综治中心搬到集市上,开展普法宣传,及时答疑解惑,把等访变下访,拉近群众的距离,全方位为群众提供调解、法律咨询等多种服务,确保群众话有处说、理有处讲、事有人办、难有人帮,实现矛盾纠纷“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用心用情用力打通化解群众矛盾“最后一公里”。接待来访700人次,现场解答问题1000多个,发放宣传单2万余张,排查化解矛盾纠纷162件,成功率100%。
东宁市委多次组织研究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办公用房、人员配备等软硬件建设上给予全力支持。东宁市委政法委通过省内外学习考察,结合东宁实际创新提出“全景”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构想,着力实现资源联享、信息联通、研判联动、矛盾联调、问题联治的全新“一窗口综合受理、一站式联合接待、一条龙服务群众、一揽子调处纠纷”化解矛盾模式。中心充分发挥各入住单位专业优势,构建多元协同机制,将涉及矛盾纠纷的各类信息进行集中收集、研判、处置,让来访群众实现在“一扇门”内一键点单式得到答复和解决问题,形成“全景”军团作战效果,更好适应新形势下矛盾化解工作需求,解决了以往各单位各自为战、部门信息不畅通、处理矛盾纠纷相互推诿等问题。
本着高效便捷、处置闭环、务求实效原则,聚焦“全景”集成功能设计,整合各方社会治理资源,将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全面整合,实现“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中心采取“集中办公+吹哨联动”形式,实行多模式入驻,政法委、公、检、法、司、信访、应急、民政等责任单位列为常驻,风险多发的行业主管部门轮驻,其他涉事单位随叫随驻的方式,既保证综治中心日常运转和应急处突的需要,又增强工作的协作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截至目前,市综治中心设置有5个接待窗口、7个调解室和13个功能室,入驻单位共39个,常驻单位7个、轮驻单位18个,随叫随驻14个,整合全市30个行政调解组织、10个行业专业调解组织实行“吹哨”报到开展工作,明确事件受理、分派、处置、反馈闭环流程,建立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联席会议等工作制度,推动形成运转规范、衔接有序、指挥高效的综治中心“全景”实战平台,实现了工作流程标准化。
在一次走访排查中,“5X督帮带”小组成员了解到,一位住在3楼的老人因楼上四五六层邻居用水导致自家下水管堵塞,房屋被淹。楼上邻居既不疏通也不处理,老人与其多次沟通无果,情绪非常激动。“5X督帮带”小组成员立即联系了村党支部书记,共同组织楼上楼下住户进行协商。经过反复沟通协调,最终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每家每年拿出100多元,每月定期疏通下水管道。至此,一起可能升级的邻里矛盾得以妥善解决。这一案例充分展现了“5X督帮带”小组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他们深入群众、贴近群众,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德惠模式”的深刻内涵。
同时,该综治中心构建了“分层式”矛盾纠纷化解体系,推出了“两选四调”调解机制。群众可根据矛盾纠纷的特点,自主选择信任的调解员,自主选择调解方式,同时依据矛盾类型智能匹配“简易速调、疑难约调、复杂联调、特殊陪调”四类调解方案。该中心还建立了司法确认即时通道,对土地、劳务等7类高频纠纷实行“调解+确认”“一站式”办理,配套仲裁诉讼衔接机制,提供全流程法律指引,达到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高效分流处置效果。此外,该中心还确立了“631”工作目标,即60%的一般性矛盾纠纷由村(社区)综治中心化解,30%的复杂矛盾纠纷由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化解,10%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德惠市综治中心进行联调化解,有效提升了矛盾纠纷的化解效率和质量。
在德惠市综治中心的创新举措中,“5X督帮带”工作模式尤为亮眼,成为德惠市基层治理的特色模式。4名年轻的“5X督帮带”小组成员,每人主动对接5个乡镇(街道),变被动坐班为主动出击,采用“三定工作法”,定时排查掌握矛盾,深入辖区走村入户,及时了解各类矛盾纠纷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定量分析研判风险,针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组织专业人员集中“会诊”,从多维度深入剖析矛盾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化解方案提供依据;定向分流联合解纷,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一站式”枢纽平台作用,将未化解的矛盾纠纷精准分流至相关职能部门,通过限期跟踪、包案化解,形成多元化解的强大合力。
万宝镇赵家村村民王某与邻居刘某都是德惠市综治中心多元共治模式的受益者。此前,因土地边界和使用权问题存在争议,王某与刘某僵持不下,多次发生争吵。万宝镇综治中心多次调解,收效甚微,上报到德惠市综治中心后,该中心迅速组织公安、司法及土地等相关部门召开调度会,工作人员多次深入实地走访,查阅土地档案资料,对争议地界进行精准测量。在调解过程中,工作人员不仅从法律角度为双方解读了土地政策,还从邻里情谊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经过多轮耐心调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这起纠纷的成功化解,正是德惠市综治中心多元共治模式的生动实践。
BB吉林省德惠市综治中心坚持以习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勇立潮头,积极探索实践,为夯实基层基础、保障群众幸福生活交上了一份亮眼的答卷。自2024年9月运行以来,该综治中心累计化解矛盾纠纷640件,调解成功率达97.39%,疑难案件化解率达91.2%,群众满意度达98.7%。这些数据背后,是德惠市综治中心全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更是德惠市在基层治理领域积极探索创新取得的丰硕成果。
该综治中心位置处于德惠市惠新路与德福街交会处,周边政府机关、司法部门环绕,为协同办公、联合执法提供了极大便利。900余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内,设置了17个接待窗口、1个多功能室、3个调解室,速裁审判庭和仲裁审判庭有序分布,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执行事务中心整体入驻,实现了“立、调、审、执”一体运行。41家入驻单位在这里各施所长,形成了强大的工作合力,构建起了一个全方位、多功能的基层治理服务平台,打造了多元共治的工作模式。
“我们致力于将综治中心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基层治理枢纽,整合各方资源,让群众在一个地方就能解决各类问题,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德惠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李晓波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德惠市综治中心以“一核多元”组织架构和“1+6+N”工作机制为依托,横向整合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工作协同;纵向贯通市、乡、村三级组织体系,将治理触角延伸至基层末梢,实现了治理力量“全要素集成”,使综治中心真正成为统筹基层治理资源的“指挥所”和矛盾纠纷的“集散地”。
2023年7月,商洛市两级检察机关与综治中心建立联动协作工作机制,在7个县区综治中心设立12309检察服务窗口,选派检察官以常驻形式入驻,借助综治中心的资源、专业优势,推动检察工作与综治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在全市98个镇办综治中心设立12309检察服务点,在人员密集的村(社区)设立12309检察联络点,采取固定、预约、即时接访等模式,开展矛盾纠纷调解、信息联络、线索收集、法律服务等工作,将检察职能延伸到镇村“第一线”,把检察服务覆盖到群众“家门口”。
焦某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丈夫几年前外出打工一去不回,丢下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不管不顾。无奈的焦某只有把女儿和外孙接回家中照顾,但经济压力陡增,生活举步维艰,频频到村镇寻求帮助。2025年初,焦某在村干部的引领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洛南县综治中心寻求帮助。县综治中心检察服务窗口的检察官热情接待了焦某,经过调查核实,以支持起诉的方式帮助焦某向女婿张某追索女儿、外孙的扶养、抚养费,并及时为其女儿、外孙发放了司法救助金3万元,解决了焦某一家的燃眉之急。
BB清晨7点,晨光微露,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毕拉河分局江西派出所的一部手机铃声响起。“早上好啊,苗大爷。”手机的主人、江西派出所所长赵登华的声音温和而亲切。手机那头是一位独居老人的求助:“赵所长,我今年的五保户养老认证还没办呢,去年也是你们帮弄的,这次我还要麻烦你们……”赵登华马上爽快地答应下来,转身对同事说:“杜文,一会儿我们先去一趟额尔肯村苗大爷家。”
建立健全综治中心运行机制,提升矛盾纠纷多元调处化解工作效能,努力实现各类矛盾纠纷“全量汇聚、全程纳管”。一是分类别办理。建立健全事项办理机制,按照“统一受理、分类处置”原则,将矛盾纠纷事项分为一般、较大、重大三个类别,依托群众接待大厅等平台,采取当场处理的自办、涉及部门的转办、多个部门的联办、疑难问题的督办等方式,严格限定办理和反馈时限,强化跟踪督办,实现事项办理闭环管理。二是多服务联动。建立健全工作联动机制,县镇两级综治中心均提供信访受理、矛盾调解、法律援助、诉讼服务等服务,通过建立访中有调、诉中有援、调援贯通的立体多元调解模式为群众提供全链条、全方位的解纷服务。三是全方位回访。做实全流程跟踪回访工作,对已解决的群众诉求和已调解成功的矛盾纠纷,定期回访当事人,听取反馈意见,及时发现问题处理后可能出现的反弹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和处理,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避免同一问题反复出现,做实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四是强实绩考核。坚持以考促运行、以考抓落实、以考提质效,将综治中心日常考核结果纳入平安建设考核范畴,聚焦事件排查报送、矛盾纠纷化解、风险隐患处置以及事项分流转办交办督办等工作任务,对县镇两级综治中心工作情况进行全要素、全流程考核,倒逼各级综治中心工作任务落实见效。
聚焦功能集成、业务协同、运转高效等核心能力建设,整合各方社会治理资源,优化综治中心配置,实现“一个中心、一体运作”。一是多中心合一。统筹整合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信访接待中心进驻县综治中心,设置法律咨询、信访接待、矛盾受理等服务窗口6个,镇级综治中心在现有平安法治办基础上结合信访大厅、司法所和便民服务中心等力量,实现“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做到群众诉求“最多跑一地”。二是多模式入驻。按照“集中办公+协同联动”形式,采取公、检、法、司、信访等责任单位常驻,风险多发的行业主管部门轮驻,其他涉事单位随叫随驻的方式,整合各部门资源力量,既保证综治中心日常运转和应急处突的需要,增强工作的协同性,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多行业参与。深化诉源治理模式和诉源治理机制,针对金融、物业服务、婚姻家庭、劳动争议等重点行业领域矛盾高发、易发、频发的特点,提出精准可行的治理举措,明确牵头、责任单位,强化部门联动、分工协作,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
全面推进县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实体建设、工作平台、治理模式上优化升级。一是“一体化”布局。科学定位功能,建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社会治安防控“主阵地”。统筹诉讼服务、检察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信访接待中心职能,“访、讼、调、裁”四大功能区各负其责,形成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诉讼的工作联动、力量联合。二是“线上线下”兼融并进。线下通过群众接待、窗口服务和网格员入户走访等方式面对面服务群众,线上依托麟游县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受理、流转群众诉求,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同步运行,“零距离”服务群众,推动群众诉求快速受理解决、事件高效流转处置。三是“信息化”彰显实效。注重数治赋能,用好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强引擎”。依托麟游县城乡社会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汇总矛盾纠纷等模块数据信息,强化多样数据碰撞和关联比对,及时做好监测预警防范。
近年来,为更好地办理行刑反向衔接案件,玉屏自治县检察院积极探索采取行政检察办案组+刑事检察办案组的“1+1”办案模式,发挥出“1+12”的聚合作用。针对本案,两部门案件承办人经过讨论分析认为,舒某甲、舒某乙的主要违法行为发生在镇远县羊坪镇,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因此,应由镇远县的行政主管部门对被不起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玉屏本地的行政主管部门对本案没有处罚权。
2024年5月28日,玉屏自治县检察院向镇远县林业局发送检察意见书,建议其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给予舒某甲、舒某乙行政处罚,并将该检察意见书同步抄送镇远县检察院。镇远县检察院收到检察意见书后,持续跟踪其落实情况。在镇远县检察院监督下,该县林业局分别作出对舒某甲罚款3000元、对舒某乙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舒某甲、舒某乙收到处罚决定后,已主动缴纳罚款。镇远县林业局及时将行政处罚结果及执行情况回复玉屏自治县、镇远县检察院。
为此,该院以办理此案为契机,结合周边多地在地域上山水相连、文化上一脉相承、经济发展中相互依存等特点,非法狩猎,非法捕捞水产品,滥伐林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违法犯罪案件关联较多,但部分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后,需对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的衔接存在空白等现状,积极与贵州镇远、岑巩、湖南新晃等三地检察机关联系,围绕跨区域行刑反向衔接协作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棘手难办的关键问题、阻碍工作推进的梗阻问题等进行深入研讨,交流经验做法,并达成开展跨区域行刑反向衔接协作的共识。
徐显明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央综治办专职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长期从事法学理论、法哲学前沿问题等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徐显明在辅导报告中围绕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这一主题,结合大量事例案例,全面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习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法治思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讲述。
张军:非常感谢东冉同学。这是一个涉及法理的好问题。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特色。以德治国靠什么?靠的是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习强调的“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的要求落实,学校、社会、家庭都要承担责任、共同努力,更加务实有效地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靠的是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唯有运用、执行好法律,方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也只有将法治和德治紧密、有机结合好,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在抓好娃娃教育的同时,检察机关高度重视在办案中引领提升道德规范。2020年12月25日,最高检党组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办案来引领、规范社会行为,是司法机关应承担的使命。检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也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可、充满正能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各级检察机关在履职办案过程中注重价值引领,促进全社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办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用法治的力量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如“杭州一女子取快递遭诽谤案”由自诉转公诉,被社会各界认为是维护公民正当权益、落实民法典人格权保护的积极作为,彰显出检察机关维护网络秩序、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自觉,同时也警醒世人: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同样应遵守公序良俗和法律规定,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网民。再比如,2021年3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规定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近日,“辣笔小球”仇某贬低、嘲讽卫国戍边的英雄烈士,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同时,为维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在军事检察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南京市检察机关决定公益诉讼立案并开展调查。此前,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检察院对当地居民曾某侮辱救火烈士的行为,依法提起侵犯英烈名誉权的民事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意义重在从法律层面对当事人的侵权责任予以确认,引导全社会尊敬英烈、崇尚英雄、崇德向善,实现了起诉一起、警醒一片、教育和影响社会面的良好效果。
经历司法实践检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被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丰富了刑事司法与犯罪治理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内涵更丰富、水平更高的需求,希望司法政策与时俱进,期盼社会长治久安;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必须遵循司法规律,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推动案件繁简分流。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建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2018年10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是如何考量的呢?首先看刑事案件的整体情况:当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缓刑案件比例都比较大,也就是说现在多数案件为轻微刑事案件,占到80%左右;80%以上的案件是认罪的案件,所以是两个80%。也就是说,80%以上的案件,只要认罪认罚都可以适用这个制度。其次,最高检在2019年提出了一个70%左右的适用比例,就是要求各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达到70%左右的适用率。这个适用率,基于上述两个80%,是有科学依据的。
BB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法治思想,2020年秋冬之际,由中央政法委、教育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专题系列讲座再次走进高校,政法实务专家走上讲台,深入宣讲习法治思想的司法实践,协同培养卓越法治人才。根据此项工作安排,共和国首席大检察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和二级大检察官、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先后于2020年12月14日和12月16日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并与大学生互动答问,回应当代大学生的法治关切,深入探讨中国法治问题。
张军:谢谢禹涵同学。法科学生更应关注社会现实,在实践中提升法律智慧。您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高度重视的金融风险问题,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大防范、惩治力度的问题。对于防范金融风险,习高度重视,多次进行专门强调。司法不能仅仅消极地受理、办理具体案件,更要能动、积极地反映社会需求,在司法过程中,研究分析倾向性问题、社会治理问题之所在,以检察建议、以典型案例引领向社会发出预警防治信号,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天气预报’,促进防范各类金融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在金融活动中的合法权益。这可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
张军:谢谢莫野同学的这个问题。家暴问题确实值得重视,现在不仅有“男家暴”,也有“女家暴”。检察机关在办理涉及家庭暴力等案件时,要从司法办案引领促进和谐家庭关系建设、以检察建议为保护家庭弱势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社会环境,预防相关违法犯罪。比如,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出“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在认真分析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后,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首次以最高检名义发出的第一份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围绕“一号检察建议”的落实,我们还会同教育部等8部委出台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与公安部、教育部共建教职员工入职前查询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制度,探索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督促和支持起诉、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等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中均予采纳。目前,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特别强调检察机关对涉及未成年人的诉讼活动、重新犯罪预防工作等依法进行监督。检察机关要没完没了督促“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入职查询、从业禁止等措施的落实,不让“大灰狼”进入“小兔子”的安全空间,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有性侵犯罪前科的人员持续性侵学生案件。各地检察机关经过探索实践,证实开展入职查询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2020年9月18日,最高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共同发布《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查询意见》明确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新招录教职员工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授予申请人教师资格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对具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不得录用或者不予认定教师资格。《查询意见》还明确规定了入职查询范围、适用入职查询的人员范围、查询方法、查询结果的应用及追责等,从源头上把“大灰狼”挡在校园之外。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补充”。司法机关应当审慎对待每一个涉民营企业刑事案件,充分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如果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在经营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让其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稳企业、保就业”应当在依法办案的同时,注重尽量不要让这个企业垮掉。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负责人很关键,如果不审慎对待,可捕可不捕、可判实刑可判缓刑,捕了、诉了、送进监狱,这个企业很可能就会垮掉,影响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就业,还会影响当地的发展稳定。依法不捕、不判实刑,在依法办案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办案方式,同时严格对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管控,是现代治理的有益探索,检察机关在组织试点。我们希望能够建立起与企业合规制度相融的检察工作制度,以丰富的检察实践,助力刑事追诉立法、司法、执法不断健全完善,适应经济社会更好、更稳、更高质量发展。
2020年10月,最高检发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以听证方式审查案件工作。《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召开听证会的案件范围,即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拟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公益诉讼案件等,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案件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需要当面听取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员意见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召开听证会。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需要核实评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是否具有社会帮教条件的,可以召开听证会。
检察机关在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强化与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协作配合;立足批捕、起诉职能,切实履行指控证明犯罪主导责任;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该严则严、当宽则宽,确保依法准确适用;强化内外部监督制约,防范廉政风险;加强政治、业务建设,着力提升办案能力。最高检专门制作法治宣传片,以浅显、新颖的动漫形式阐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公安部大力支持下,2020年7月起在全国看守所、派出所、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循环滚动播放,一些犯罪嫌疑人受感召后主动认罪认罚。
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承担主导责任,不仅是诉讼的承上启下的枢纽和监督者,而且是罪案处理的实质影响者乃至决定者。为了最大限度地激活这项制度,在2019年8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上,最高检提出,到年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当月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70%适用率的目标,来自于司法实践的支撑。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左右,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在这类案件中,绝大多数被告人85%以上一审宣判后不再上诉,认罪、认罚。对此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程序分流,符合刑事司法简案快办、难案精办的趋势。
2020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专题听取最高检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对检察机关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20年12月1日,最高检下发通知,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提出十个方面28条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对照审议意见和专项报告要求,有针对性加强和改进工作,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高质量、更好效果适用。
2020年5月7日,为完善机制,及时干预,严厉惩治、有效预防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推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最高检与国家监委、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8部门会签下发《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强制报告意见》明确规定,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2018年10月19日,针对校园安全管理规定执行不严格、教职员工队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一号检察建议”。这是历史上第一份由最高检直接向国务院组成部门发送的检察建议。“一号检察建议”发出后,全国检察机关与教育主管部门联合进行实地督导、明察暗访,检查中小学校、幼儿园3.86万余所,监督整改安全隐患6600余个。最高检会同教育部赴8个省区市进行督导,有力推动了校园安全制度的落地落实。2019年,媒体曝光的几起侵害女童事件令人揪心,落实最高检“一号检察建议”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凸显。对此,最高检态度坚决,强调“一号检察建议”要“没完没了”抓下去,以此为抓手,助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落实。几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一号检察建议’已成为撬动检察机关开拓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重要杠杆,成为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的重要牵引。
我在福建主持了一起公开听证申诉案件,清华法学院的张建伟教授作为听证员参与、有力支持了这次听证。这起听证案件的效果很好,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这是一起涉及定性上是商业欺诈还是刑事诈骗的当事人申诉案件。申诉人坚持主张起诉欺诈人,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当事人便从基层检察院一直申诉至最高检。我作为主持人到福建主持公开听证,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双方各自尽到了法定义务,企业重新恢复活力。如果这起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诉决定时就进行公开听证,可能就避免了当事人踏上为期三年的申诉之路。由此,公开听证的必要性充分凸显,该制度的优越性也充分显现。
2020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坚持惩治结合,以惩促治,注重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监管环节缺失等问题,为加强金融监管、深化治本举措纷纷发出检察建议,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贡献检察之智。其中,上海市检察机关通过精办大案要案、制发检察建议、加强理论研究、开展司法协作等方式,有力打击犯罪、防控金融风险。截至2020年10月底,上海市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金融犯罪案件500余件800余人,受理审查起诉800余件1500余人。
为什么各地差别比较大?关键就是看检察官是否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做好工作。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在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给检察官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包括以事实、证据、法律及有关案例教育、引导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这一工作,以前是诉至法庭后,主要由法庭去做。同时,还须请律师参与、阅卷,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对检察官提出的量刑建议,与嫌疑人都予认同。同时还要做好被害人方面的工作,形成谅解、认同。这些工作量大、事难。从认真贯彻国家法律、实现公正和效率、真正化解矛盾,特别是履行好检察机关职责的角度出发,最高检提出适用率要达到70%左右。经过各地的努力,目标基本达到,不少地方到2019年12月份,单月全国的平均适用率达到了80%,2020年以来平均适用率已经达到了85%。比较高的适用率是可以实现的,这是基于我国刑事案件的实际情况、结构,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合理的目标要求。
严管又是如何体现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民营企业案件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就提出适用缓刑的建议”。这些政策要真正落地,后续工作就应当跟上:谁来促进、检查落实涉案企业自我规范、守法合规经营?而不是简单的“案结事了”,经营中的违法犯罪可以不付出成本、只付出很不相称的极低成本。如果这样,对所有严格合规经营的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实质是不正当竞争,也无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这个大背景下,为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3月,最高检启动涉案违法犯罪依法不捕、不诉、不判处实刑的企业合规监管试点工作,并确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山区检察院,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宝安区检察院,江苏省张家港市检察院,山东省郯城县检察院为试点单位。目前,最高检还对此专设指导组深化研究、加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推出既体现从严司法,让违法犯罪付出应有代价,又最大限度降低追诉成本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制度,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检察机关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落实习法治思想和党中央部署要求的政治责任,一个发力点是道德和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确保法治副校长有用有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案例中的“法”,转变为未成年人笃信、笃行的法律意识,引领青少年提升道德素质,让法治精神、传统美德真正抵达孩子内心?最高检领导躬身践行,率先垂范。2020年9月,张军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为题,与北京市第二中学师生共线区的师生代表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云端”听课。这已是张军连续三年秋季开学季到北京二中讲法治课,受到师生欢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20年9月,全国共有3.3万余名检察官在4.5万余所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2个省级院检察长,省级层面实现全覆盖。针对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这一深刻变化,各地检察机关积极组织骨干力量研发精品课程,创作动画、动漫等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品,打造标准化课件库,努力提升法治、德育宣讲质效。疫情期间积极开展线上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宣传,利用各种方式与学生展开互动,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各级检察机关还立足检察职能,在讲好法治课的同时,积极回应学校需求,通过为学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参与化解矛盾纠纷、开展临界预防、参与校园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支持、促进、强化学校以社会主义道德培育学生,协助学校解决安全隐患,共同创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